老家的后院有一座土崖，土崖的上方是一面斜坡，45度的坡面。纯粹的黄土路面。晴天还好，若是雨天，人走人摔跤，车走车打滑。坡上坡下人烟不是很旺，总共三户。两户郑姓，一户张姓。

　　郑姓中，一户是半工半农，家境殷实；一户是农业户，日子紧巴清苦。因为父亲与姓郑的工人大爷早就相熟，且同在一地上班，所以两家关系交好。母亲便经常带着我和弟弟去他家串门，十回倒有五六回可以吃到那个年代稀缺的糖果和熟花生米。因此，那处拾掇得窗明几净的院落便成了我心向往之的天堂。可惜好景不长，郑大爷39岁那年的一天夜里突发急病，竟然一声不响地走了。据说，死前还给四个孩子和老婆一一掖好被角。这样一个疼妻护子的顶梁柱走了，莫说家人痛不欲生，就是亲朋友邻也叹息不止。记得那个阴沉的夏日早晨，郑大爷安静地躺在院中停放的门板上，一床棉被兜头遮住头脸和身体。可不知为什么，一双白白的大脚偏偏露在了外头，让第一次经见死亡的我又好奇又恐惧。村中几个好事的小子最是讨厌，扯住大爷最小的女儿问东问西：“你爹咋啦，是不是睡着啦？”“呆会儿他就上山了，你去不去？”“你咋不哭哇，往后你就没爹啦！”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眨着无辜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倒让旁观的大人于心不忍，三脚两脚踹走了捣蛋的小子。也许是受了强烈的刺激，也许是对死亡的畏惧和神秘，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慌得母亲又是请神又是喂药，好一番折腾才找回我那差点儿走失的灵魂。

　　农民郑家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叫小胖，我俩一起玩耍，一起游戏，再大些又一起入了村中的小学。她的妈妈，那个被我叫作胖婶儿的女人，不单嗓门大，性格也是相当的泼辣开朗。记得小学一年级时，我和小胖一人买了一本汉字拼音方格本，被她瞧见了，左看看，右看看，忽然拍手打掌地就笑起来了，足足半分钟过去才擦着笑出眼泪的脸说：“这谁起得名字啊？叫什么不好，偏偏叫个‘汉字’。”说完又笑。莫名其妙的我和小胖交换下眼神，脸刷地红了。原来识字不多的婶子是把“汉字”当作“汉子”，难怪笑得暧昧又放肆呢。可惜小胖后来随着家人去了盘锦，让我痛失了一位玩得投契的伙伴。

　　张姓家只有两个孤老，都已年逾花甲。尤其是老婆儿，挽着顶发稀疏的纂儿，穿着家织布的斜襟大袄，着一条扎着裤脚的大裆裤，活脱脱旧社会的大脚媳妇。只可惜，她既不是大脚，还背着九十度的大罗锅，因此得了个“猫咕腰子”的雅号。别看人老了，种的杏儿可好吃。每到春天，半青半红的挂在枝头，惹得一群猴孩子爬上爬下地踅摸。可能是没生养的缘故吧，“罗锅儿”奶奶特别讨厌孩子。每每发现有人偷桃摘杏，必要手拎鸡毛掸子，踮着两只小脚边骂边追，哪里又是猴儿一样敏捷的孩子的对手呢？每追不得，就会跺脚指天，痛骂不止。时间长了，竟成了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穿过一条长长的田间小路，就到了我们读书的学校。校园里有一棵大槐树，不知有多大的年岁，反正三个孩子手拉手也抱不过来。树上，挂着一口铁锈斑斑的大钟，每到上课下课、上学放学，悠远的钟声传出好远，给寂静的山村平添了几许诗书传家的风韵。我在这里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下半年转学去了小城的子弟学校。就学时间虽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最难忘的便是挂在心中的两件事。一是读一年级时，时年五岁的小弟因为贪玩偷偷溜进了学校，可是这个倒霉孩子不知从哪里翻腾来的衣服，大夏天的，竟然上身穿着过冬的光腚棉袄，下身只穿一条小三角裤衩，光着小脚丫就出来了。正值下课，高年级、低年级的学生围着穿奇装异服的小弟像看西洋景一样唧唧喳喳、笑闹不休。见到这一幕的我则臊得脸通红，又羞又怒，愣是不敢上前将小弟解放出来。彼时的我，是个自卑胆小又极好面子的山村小姑娘，这样考量胆子的事儿说什么也不敢做。要好的同学一边推着我一边打气：“你咋不快去啊，那可是你亲兄弟！”而我，紫胀着面皮，半推半就地抵抗着，就是不敢过去。透过重重的人墙，我看见受了惊吓的小弟像只无辜的小兔，眼里含着窘迫和恐惧的泪珠儿，亮亮地，只往我的心窝子戳去，一戳一辈子啊！

　　小时候的我虽然瘦小，但还是蛮清秀的，因此有幸被选进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那是一个器乐繁多、师资配备相当优良的文艺组织。吹拉弹唱的、排演话剧的、*练舞蹈的，简直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小剧团。每周二、四的下午和周日，文艺队都会大张旗鼓地排练节目，劈腿的、压腰的、拉琴的、吊嗓的，咿咿呀呀、快板呱嗒，真是要多热闹有多热闹。因为身材不错，我被分到了舞蹈队。排练的任务不是很重，空闲时看老师拿腔拿调地说戏、看师兄师姐有模有样地表演还真是莫大的享受。文艺队经常外出参演，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更是隆重的不行。好像是小学三年级吧，当时的公社要举办大型文艺演出。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紧锣密鼓地忙开了。等到真正参演的那天，看到人们雇车的、拿乐器的、搬道具的、换服装的忙个不停，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忽然就紧张起来。但是一登台，激情就全出来了。那天跳的是很有生活气息的舞蹈《小镰刀》，十二个小姑娘左手镰刀模型、右手红绸，合着音乐的节拍跳得那叫一个带劲。跳着跳着，我忽然觉得右手少了什么，眼角一扫，红绸子竟然不知何时跳没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丝毫没受影响的和小伙伴共同完成了演出。一下台，指导老师就激动地抱住了我：好样的，丫头，还有这处变不惊的本事哪。那场演出，我们宣传队获得了全公社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倒没让我有多大惊喜，惊喜的是公社食堂那颤颤巍巍又香得扑鼻的大豆腐和热得扑面的挂面条，让我那空虚的胃狠狠地满足了下。那么瘦小的我好像吃了两大碗都不止，吃完抹抹嘴儿，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香滋辣味儿。

　　小时候的山沟沟，文化生活相当单调，物质生活更加匮乏。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家才有了第一台也是左邻右舍唯一的一台家用电器——收音机。一尺见方，音质出奇地好。尤其是评书大家刘兰芳的《岳飞传》一播，能传出二里地去。耕余饭后，夜长无聊，每到评书播出时间，差不多半个村子的人都聚到我家，引颈探头、仄耳倾听。黑压压的人头虽然挤挤挨挨，大家都很守纪律。在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得见的肃静里，只有刘兰芳带有金属质感的声音不疾不徐、舒爽耳膜。可能是因为太专注太投入了，以致我家一根一搂粗的房梁丢了都没发现。这也是那些年追评书追到疯狂的有力证据吧。

　　物质虽然匮乏，但信奉“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农民父母教育出的孩子还是蛮勤快的。被这种思想熏陶的我们姐弟仨，打从会走路起就挎着个粪筐拾粪。羊粪的干松滚圆、牛粪的用途多变都是我们喜欢的，特别是驴粪，因其颜色和形状酷似当时的糕点——槽子糕，更是成了我和弟弟争捡的对象。记得有一年冬天，冷得滴水成冰，我和大弟缩着手跟在一辆驴车后面走了很远才得到几颗盼望许久的驴粪。望着还冒着热气的粪坨，我吸了吸冻得发红的鼻子幽幽地说：“要是这毛驴拉出的不是粪，是那个槽子糕该多好啊，我们就能天天吃，天天吃，简直美死啦！”说完，无限向往地咽了口唾沫。弟弟没做声，但看得出，他的馋虫啊，早就被勾起来了。

　　许是对美食的热望压抑得太久了。那一天，一向乖顺听话的我们仨竟然做出了很伤体面的糗事。好像是临近年关吧，母亲竟然从供销社买回了一包方酥，土黄色的包装上覆着喜兴的红盖头，被细细的纸绳缠裹的四棱四角，放在那儿，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起初，我们各干各的，谁也没有在意。但当母亲出去二十多分钟还没回来时，我的小心眼开始活动了。像一只贪嘴又怕主人责打的小猫慢慢地向猎物靠近，看看窗外，再看看方酥。先是用舌头濡湿了手指，在包装上蹭来蹭去，而后放在鼻下贪婪地闻着，闻着闻着，不禁心跳加速，快速地将包装抠了一个洞，手指一划，方酥那诱人的焦黄色就呈现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拈一块入口，那美味的甜香一下子抵消了偷吃的不安和恐惧。两个弟弟看我偷食成功，也如法炮制，待每人都吃到一块，准备新一轮的偷拿时，母亲回来了。走得大步流星、气喘吁吁。刚进屋门，眼睛便瞪圆了，接着鼻孔里的气越喘越粗，一咬牙，一跺脚，抄起炕上的笤帚就是一顿猛打。刚刚还沉浸在方酥果子带来的甜蜜香气里的我们仨，直到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挨了几下子，才响起鬼哭鬼叫的号哭。母亲打累了，痛心疾首地说：“你们咋成了贼胆子啊，知道这是买给谁的就偷吃？”说毕，也嚎啕起来。哭着哭着，看看地下一溜梨花带雨、抽抽搭搭的我们，又一把将我们搂在怀里，一声锥心的呜咽：我可怜的孩子！

　　长大后，母亲多次问我和弟弟：“小时候，因为你们嘴馋和调皮，妈没少打你们，恨妈不？”说完，不等我们回答，又小心翼翼地说：“可那时候真是穷啊”便红了眼圈儿。我可亲可敬的母亲啊，孩儿怎会怪你呢？不说那时候家家差不多都是家徒四壁，单是我们几个张嘴求吃、闭嘴求喝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就给你和父亲惹了多少事啊。

　　生性好动的大弟弟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家里的座钟拆了装、装了拆，不知折腾了几个来回。更可气的是，不知从哪里翻到了购房协议，以为是闲无用的东西撕着玩儿，完了还用火柴给烧成了灰烬。多亏卖房人厚道，要不然我家的房屋所有权证还不知怎么办理呢。还有更离谱的。那年夏天，他为了卖钱，每天都上野外抓蝎子，攒了几天大概有三十几只了吧，他拿出来跟人炫耀，一不小心，“啪”装蝎子的瓶子碎了。这下可好，被束缚了几天的蝎子们来了个胜利大逃亡，虽然侥幸抓回了几只，可大多数逃跑成功，并且在家里的房顶和角落里安家落户。每到春天，棚顶上就会传来蝎子们欢快地“唰唰”爬行声，听的胆战心惊倒也罢了，哪天再不小心被它打上一针，那可真是疼得要了命啊！

　　蔫头蔫脑的小弟弟也没闲着。不但成了哥哥淘气惹事的好帮手，自己也能制造个一鸣惊人。记得那时家里有一个镶满毛主席像章的镜框，不知怎么被他给瞄上了。隔几天，像章就会少几枚，隔几天就少几枚，到最后，不仅像章全部消失了，连镜框都不知所踪。原来早慧又颇有经济头脑的小弟拿它们换了玻璃球、摔炮儿还有美食。父亲那个痛心疾首啊，要知道，里面的几枚白瓷做底儿的像章可是限量版的啊，留到现在，不知多有价值呢。

　　最怕的就是哥俩联手，一个冲锋陷阵，一个出谋划策，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可是所向无敌。村里几个无兄无弟的小男孩儿一开始还没把身单体薄的他们放在眼里，但几个回合下来就乖乖地臣服在他俩周围。那也不过瘾，哪天哥俩不高兴了，扯过一个就打他两巴掌。人家哭了，他俩边摩挲着人家的头边假惺惺地哄劝：“别哭了，别哭了，一会儿就好了。”结果被过路的奶奶听见，心里那个气啊。一手扯一个，吵吵嚷嚷地打上门来，好脸要强的母亲少不得又是一番做低伏小、赔礼道歉。

　　自小体弱多病的我也不让母亲省心。稍一长大就不好好走路，逢走必跑，结果九岁那年左眼角磕在突出的井栏石上，眼睛里都冒血花了。惊慌失措的母亲把我领到村卫生室，简单处置后缝了三针，到现在眼角处还留有一道寸把长的疤痕，触目惊心的。

　　现在想想，有着严厉家教的我小时一定患有严重的社交恐怖症。怕见陌生人，跟外人说话就脸红，以致上了中专，这个毛病也改不掉，被调皮的小学弟们戏谑地称为“含羞草”。可就是这样的我却跟家里的猫亲，它到哪儿，我到哪儿。它喜欢上树，我也跟着爬。那年的五六月份，正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季节，被树尖尖上的几颗红杏勾引，我“蹭蹭”几下就爬到了树梢。待重心不稳、脚底乱颤时，才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不足大人拇指粗且离地足有五六米高的树桠上。一阵风过，那树枝一颤一颤地，把人的魂都吓飞了。更危险的是家里的大黄猫看着好玩儿，正磨爪蹬蹄地奔我而来。吓破了胆的我不是人声地大叫：“妈！妈！救命啊！”究竟是母亲拿梯子把我引下来的，还是她沉着冷静地一步步让我脱离了险境，大脑空白的我到现在也记不起来。只记得落地的那一刻，我抱住母亲放声大哭，可心里却“忽悠”一下踏实了。

　　岁月是一条河，成长是往来的船。不断地，将年岁渐长的你我带离生活的此岸，抵赴未知的彼岸。弹指一挥，一万四千多个日夜过去了，珠圆玉润的母亲老了，鲜活生动的老家旧了。就连我——曾经羞怯内向的毛丫头，鬓边都添了清霜了。前段时间，跟二十几年没见过面的小学同学聚会，愣怔之下，纷纷感慨：“我们，真的老了么？”

　　可不是老了呢！几十年过去，一辈子未再嫁的郑大娘作古了，张家奶奶的院子早都易了新主。听说，小胖都做姥姥了。还有那个从小又皮又坏的“老皮匠”搬到铁法后因为抢劫罪锒铛入狱，而经常被他欺负、拖着两条鼻涕的“小赖巴”如今倒有了出息。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

　　还好，老家还在，老院还在。只是没了父母的经营，萧瑟了不少、清瘦了不少。父亲已经永久地走出了老院。为免去母亲伤情，早在2010年，我就将她接来同住。可是上了年岁的母亲是越来越恋家。她就像一只迷途知返的老猫，每当夕阳西下，就会搬一把椅子，向着几十里开外的老家，痴痴地凝望。不如，过几日带她回去一趟吧。而我，也特别想念锅贴饼子酸菜肉的家常味和烟熏火燎的柴火味呢。